为什么近代中国的革命不得不采取激烈的“高山滚石”,而不能仿效西方社会如英国,以“光荣”的方式完成“革命”呢?中国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和体制是一大阻力。早在数千年前,古代的君王就已经建立起相对成熟的职业官僚体制,即能者上、不世袭,后来又加入了考试选官的官僚体系;相对的,中世纪的欧洲还在领主采邑,贵族互殴呢。在历史学意义上,古代中国是早熟的、而中古欧洲文明是晚熟、甚至从来没有成熟过的。如钱穆先生所提出的两大基本关系所言,君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中国古代史就是两对关系中的后两者逐渐向前者让渡权力的服从过程。而哪怕期间有王朝兴衰、农民起义,新的统治者往往会发现沿用前朝的代码,也就是外儒内法、小农经济的代码,是最好用的,甚至历朝历代还在不断“优化”它。于是到了近代的曙光降临时,君王与中央所掌控的帝国已经无限逼近于所谓的利维坦。那么此时,除了高山滚石,又有什么东西可以撼动它呢?
在西方的历史里,国王缺钱得求着商人,甚至为了确保皇位稳固、税收可靠,上跪教皇下分包税官。于是商人借此特权得以发展成为成熟的资产阶级,发展出市民社会和法治契约,此时,国王对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来说就逐渐沦为吉祥物了。但在中国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旦皇帝发现哪个行当赚钱,往往就收归国有、盐铁专营了,而商人的毕生追求也是买官进爵,下一代入朝为官,“恩荫家族”。所有的资产阶级萌芽,最终都被吸收进了封建体制中。于是在近代,这种先天不足而后天畸形的资产阶级完全无力推动一场彻底的革命,只能让工农来。工农对封建体制者的苦大仇深啊......革命的惨烈性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此外,还有封建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哪怕推翻了皇帝,也仍然有无形的辫子!此时,矫枉必须过正,由此也引出了党政体制的合理性。旧的组织被连根拔起、旧的思想被全面破碎,人们迫切地渴望着新的组织者与引领着,迫切地渴望着新思想、新文化来填补空缺。同时,千年来形成的对青天大老爷、父母官的期盼也功不可没。百姓自动把参与政治的权力外包给了某些官员、代表。由此,孙中山先生要训政,列宁有先锋队理论,中国共产党也要求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高山滚石砸落了旧世界后,四万万不识字、一盘散沙的小农不可能做普选分权,只能依靠严密的党政体制领导。于是我们有了集体主义的社会形态。